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,隨着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在2024年3月23日生效,最後給補上了。全社會終於可以安頓下來,在「由治及興」的道路上,全力拚經濟。
曾經一段時間,社會上瀰漫着一股「政治」先行的氣氛,致令「經濟」、「民生」事務舉步維艱,也困鎖了特區的長遠發展籌謀及準備,既局限了自身發展,同時未能做好擴容工作,更失卻不少機遇。經典例子,別有用心之人借香港承接力似有不足,以「打擊水貨」為名目,煽動對內地遊客仇視情緒,迫得特區政府要在2013年,向中央政府將「一簽多行」的自由行,改為「一周一行」,限制內地遊客來香港,也種下了不少內地同胞對香港的「排內」印象。
新冠疫情令內地與香港民眾交流暫時斷開。我們在抗疫路上,反反覆覆三年多的掙扎,去年開始復常。香港商界、市民均心懷期待,城市能夠回復往日「貨如輪轉、客似雲來」的活力。然而,現實很殘酷。通關之後,香港人發現,原本已經發展得不錯的鄰近城市,三年疫情期間,無論是基礎設施、招商引資、服務質素,都已是突飛猛進,一股新「港人北上」消遣、購物、體檢的潮流蓬勃興起;內地遊客來香港「閃遊」,成了熱搜;就連香港經濟支柱之一的金融業,行內「裁員」、「開工不足」之聲也不絕於耳。
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對外高度開放經濟體,靈活變通刻在我們的DNA內,有祖國作為後盾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,都是巨大機遇。香港有着堅實經濟基礎,只要即時轉向,香港一定可以繼續發光發熱,貢獻國家發展。
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4月15日「國家安全教育日」發言,再一次提醒我們:「香港是孕育機遇與財富的熱土和天堂,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在這裏創造了一個個奇跡,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對大家是最有利的……實事求是地講,香港營商環境仍然是全世界No.1。香港自由開放和優良的營商環境,不是哪一個組織、哪一個國家賞賜的,而是舉世公認的……香港在多個領域的國際排名位列前茅,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看好香港發展前景,認為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,準備在港擴大投資。特別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,香港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,前景廣闊、商機無限,歡迎世界各地廣大投資者到香港這塊福地創新創業、成就夢想。」
香港經濟要轉型,不是今時今日才出現的課題,就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「泛珠三角」合作、「中藥港」、「數碼港」,也是在為這個「經濟轉型」作舖墊。時至今日,透過「十四五」規劃,國家賦予香港「八大中心」地位;並藉着建設大灣區,希望香港一方面促進和支持區內經濟發展,提升大灣區在國家雙向發展中的角色和功能,同時便利香港優勢產業在大灣區的發展,以香港所長,服務國家所需。
問題是,如何才可以把握好眼下的機遇,將我們的DNA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,充分地與內地的發展融為一體,帶香港走出目前的窘境,踏出新的康莊大道?筆者相信,香港久久未能把轉型工作做好,是「認知」與「投資」上不足。
「認知」:對國家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、科技水平的提升、外交戰略的成就,均處於一個皮毛不深入的狀況。我們或許知道國家在脫貧攻堅上取得成功,但對國家這個超大規模市場仍然是一知半解;可能知道我國是唯一擁有全供應鏈的工業國,卻依然將其視之為廉價「世界工廠」;可能聽說過我們的先進科技已媲美西方列強,但仍不知道我們大部分成就,都是在反制裁下自立自強自主研發的。
「認知」:對國際變化沒有多少探究,因此對新興市場、南方世界的認知不足。當我們傳統市場美歐因疫情、武裝衝突、金融崩坍導致復甦乏力;當全球因美元升息做成流動性不足;當美元被武器化,引起多國對更安全貨幣、市場等,有新的要求,我們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陶醉於美歐的復甦,期望那歲月靜好的日子回歸,忽略了國內企業為反對美歐無理制裁已做的舉措。
這種種「認知」不足,自然導致「投資」上的不足。「投資」,可以是在硬件未能配合,可以是在軟件、人才、文化認識上的不足。這「認知」與「投資」上的不足,不獨發生在一般民眾中間,無論是行政當局、企業、商界,也沒有例外。
香港的成功模式的確曾經獨步天下。這樣的成功卻變了我們自己的絆腳石,局限了我們對世情了解的格局。要將香港轉型,要我們上上下下一同跳出這個格局,而不是單靠一個單位可以做到。
國家為香港的規劃已經寫在牆上,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所說,我們「要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把握好香港角色、香港方向、香港擔當,履行好職責和義務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