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，隨着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在2024年3月23日生效，最後給補上了。全社會終於可以安頓下來，在「由治及興」的道路上，全力拚經濟。

曾經一段時間，社會上瀰漫着一股「政治」先行的氣氛，致令「經濟」、「民生」事務舉步維艱，也困鎖了特區的長遠發展籌謀及準備，既局限了自身發展，同時未能做好擴容工作，更失卻不少機遇。經典例子，別有用心之人借香港承接力似有不足，以「打擊水貨」為名目，煽動對內地遊客仇視情緒，迫得特區政府要在2013年，向中央政府將「一簽多行」的自由行，改為「一周一行」，限制內地遊客來香港，也種下了不少內地同胞對香港的「排內」印象。

新冠疫情令內地與香港民眾交流暫時斷開。我們在抗疫路上，反反覆覆三年多的掙扎，去年開始復常。香港商界、市民均心懷期待，城市能夠回復往日「貨如輪轉、客似雲來」的活力。然而，現實很殘酷。通關之後，香港人發現，原本已經發展得不錯的鄰近城市，三年疫情期間，無論是基礎設施、招商引資、服務質素，都已是突飛猛進，一股新「港人北上」消遣、購物、體檢的潮流蓬勃興起；內地遊客來香港「閃遊」，成了熱搜；就連香港經濟支柱之一的金融業，行內「裁員」、「開工不足」之聲也不絕於耳。

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對外高度開放經濟體，靈活變通刻在我們的DNA內，有祖國作為後盾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都是巨大機遇。香港有着堅實經濟基礎，只要即時轉向，香港一定可以繼續發光發熱，貢獻國家發展。

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4月15日「國家安全教育日」發言，再一次提醒我們：「香港是孕育機遇與財富的熱土和天堂，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在這裏創造了一個個奇跡，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對大家是最有利的……實事求是地講，香港營商環境仍然是全世界No.1。香港自由開放和優良的營商環境，不是哪一個組織、哪一個國家賞賜的，而是舉世公認的……香港在多個領域的國際排名位列前茅，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看好香港發展前景，認為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，準備在港擴大投資。特別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，香港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，前景廣闊、商機無限，歡迎世界各地廣大投資者到香港這塊福地創新創業、成就夢想。」

香港經濟要轉型，不是今時今日才出現的課題，就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「泛珠三角」合作、「中藥港」、「數碼港」，也是在為這個「經濟轉型」作舖墊。時至今日，透過「十四五」規劃，國家賦予香港「八大中心」地位；並藉着建設大灣區，希望香港一方面促進和支持區內經濟發展，提升大灣區在國家雙向發展中的角色和功能，同時便利香港優勢產業在大灣區的發展，以香港所長，服務國家所需。

問題是，如何才可以把握好眼下的機遇，將我們的DNA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，充分地與內地的發展融為一體，帶香港走出目前的窘境，踏出新的康莊大道？筆者相信，香港久久未能把轉型工作做好，是「認知」與「投資」上不足。

「認知」：對國家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、科技水平的提升、外交戰略的成就，均處於一個皮毛不深入的狀況。我們或許知道國家在脫貧攻堅上取得成功，但對國家這個超大規模市場仍然是一知半解；可能知道我國是唯一擁有全供應鏈的工業國，卻依然將其視之為廉價「世界工廠」；可能聽說過我們的先進科技已媲美西方列強，但仍不知道我們大部分成就，都是在反制裁下自立自強自主研發的。

「認知」：對國際變化沒有多少探究，因此對新興市場、南方世界的認知不足。當我們傳統市場美歐因疫情、武裝衝突、金融崩坍導致復甦乏力；當全球因美元升息做成流動性不足；當美元被武器化，引起多國對更安全貨幣、市場等，有新的要求，我們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陶醉於美歐的復甦，期望那歲月靜好的日子回歸，忽略了國內企業為反對美歐無理制裁已做的舉措。

這種種「認知」不足，自然導致「投資」上的不足。「投資」，可以是在硬件未能配合，可以是在軟件、人才、文化認識上的不足。這「認知」與「投資」上的不足，不獨發生在一般民眾中間，無論是行政當局、企業、商界，也沒有例外。

香港的成功模式的確曾經獨步天下。這樣的成功卻變了我們自己的絆腳石，局限了我們對世情了解的格局。要將香港轉型，要我們上上下下一同跳出這個格局，而不是單靠一個單位可以做到。

國家為香港的規劃已經寫在牆上，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所說，我們「要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把握好香港角色、香港方向、香港擔當，履行好職責和義務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