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齡津貼（俗稱生果金）自誕生之初便是香港社會文明的標誌，體現了對長者的尊重與關懷。然而，其政策多年來雖有不斷改變（特別是「廣東計劃」是一個明顯進步），卻仍設有多重限制：申請前需連續居港1年、離港不超過90天，領取期間每年需在港居住滿60天。這些規定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，已成為阻礙長者共享發展紅利的制度壁壘。

首先是政策滯後，與跨境養老現實嚴重脫節。

港人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正成新常態，政策亟需與時俱進，回應現實需求。立法會《數據透視》數據顯示，截至2024年中，約99600名65歲或以上香港長者定居廣東，佔香港170萬長者人口約6%，過去十年間急增40.5%。「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」參與人數，相比起2014年累積增長逾十倍。

放開思路從大局考慮

但這數據顯然保守。近年在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香港居民群體出現了多元化的呈現。除了傳統上回廣東家鄉養老以外，有因應灣區內地城市房價下跌，選擇退休移居內地，以求得一個更好居住空間的；有長期在香港企業工作，重點處理內地業務的專業人才，年屆70依然在香港繳納薪俸稅，卻主要居住灣區內地城市；還有在香港高校畢業留港或海外來港的人才，其父母前來團聚，因香港空間狹小而居住灣區內地城市……

隨着廣深港高鐵、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基建落成，大灣區「一小時生活圈」令「同城化」成為現實。但福利政策仍簡單地以物理邊界為管理邏輯，忽視了變化着的民生需求，無異於為選擇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港人設置了一道壁壘。其次是政策矛盾，與各界期望和政府施政總目標有落差。

2019年發布的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明確提出，「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」及「為港澳居民在廣東養老創造便利條件」。中央一直期望香港利用好大灣區資源，通過資源整合，實現從「制度之異」到「制度之利」的轉化。

「廣東計劃」下高齡津貼的居港時限還與特區政策體系割裂。本月24日，特區政府表示，正全面配合國家的戰略方向，以提升長者（包括中產長者）的獲得感、幸福感及安全感。的確，特區政府近年持續擴大跨境福利覆蓋。比如長者醫療券已可在灣區內地城市指定醫院使用，符合條件的老人可參與「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」，多項社會福利正實現大灣區的「可攜性」，且均沒有嚴苛的時限。而上述舉措均受到香港社會廣泛好評。

生果金時限解綁早有民意基礎。2022年、2024年，均有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大會上向政府提出上述問題，也有團體呼籲，媒體建議。今天，是時候為「廣東計劃」下生果金時限解綁了。

其實，解綁生果金申請時限具有多重戰略價值。相關部門的思路要放開，要從大局和長遠考慮。

首先，有助於紓解香港養老壓力。政府統計處預測，65歲及以上長者人口2046年將激增到274萬，佔比由20.5%升至36%。灣區內地城市為應對這一挑戰提供了廣闊空間。

第二，有助於優化本地資源配置。公屋長者遷往大灣區養老，有助於騰出緊缺的住房資源；香港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，灣區內地城市則可提供性價比更高、環境更優的選擇。

可有效防止濫用情況

有觀點認為，為生果金申請設立時限目的在於集中資源、防止濫用。此顧慮雖可理解，但風險完全可控。

赴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長者，同為香港永久居民，其享有合理福利的權利不應因居住地改變而受限。防風險的舉措，正是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。而治理水平的提升，應致力於破除壁壘，而非固守陳規。

「廣東計劃」已經運行十餘年，是時候進行總結了。而且，隨着人工智能發展，香港完全有條件和能力開發數字認證系統，高效、精準地查驗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港人的資格。

「民有所呼，我有所應」。大灣區一體化的浪潮正重塑制度邊界。從醫療券跨境支付到某些涉兩地的政務服務「零出關」辦理（如「跨境通辦」，提供香港特區11個部門的68項政務服務），制度破壁已在重構灣區生活圖景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，大灣區建設為港人拓展優質生活空間。那麼，讓長者在珠海飲茶、在中山賞花、在惠州觀海時，仍能安心領取那份致敬晚年的津貼——這不僅是社會福利可攜性的技術升級，更是「一國兩制」下港人權利同城化的重要文明刻度。

來源：

https://www.tkww.hk/epaper/view/newsDetail/195026768250287308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