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立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、立法會議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、南區區議員

雄安新區考察調研所帶來的啟示，既關乎一座“未來之城”的崛起，也關乎特區如何在新階段推進社區改革與地區治理現代化。6月上旬，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赴北京及雄安新區考察，從京畿重地到國家級新區，短短行程中所見所聞，折射的是國家戰略佈局的深謀遠慮，也是城市治理範式加速變革的縮影。對正處於“由治及興”關鍵階段的香港而言，如何從雄安經驗中汲取有益借鑒，已不僅是觀察視角的問題，而是現實治理命題。

首先，雄安新區以規劃引領、全域統籌，為國家級新區建設樹立了“謀定而後動”的樣板。新區堅持“先規劃後建設、先地下後地上”的原則，把整體城市格局、功能佈局、生態空間與公共服務統籌納入一張藍圖之中，寧可在規劃階段“多花時間”，也不在建設階段“走彎路”。在啟動區與容東片區，可以清晰看到道路與綜合管廊、市政設施優先入地，地面空間則更多留給綠化、步行與慢行系統，“城在林中、人在景中”並非宣傳口號，而是可觸可感的現實圖景。這種對長遠負責、對空間精打細算的城市觀，恰恰是傳統粗放式開發的反面，為香港在推進新發展區域、優化舊區重整時提供了重要參照。

其次，以數位化、智慧化為支撐的精細治理，構成雄安這座“未來之城”的堅實底座。在城市計算中心，“數字孿生城市”讓燈杆、井蓋、管廊等城市基礎設施具備了“數字身份”，海量即時資料彙聚於一體，為應急管理、交通調度、管網維護、社區服務提供了精準支撐。從經驗管理走向資料驅動，不僅提高了決策科學性，更顯著提升了城市運行的透明度與可預見性。在社區層面，依託網格化管理和線上平台，“發現—上報—處置—回饋”的閉環流程，使居民訴求可以在手機端一鍵反映，並在規定時限內獲得回應與評價。這種“讓資料多跑路、讓群眾少跑腿”的治理方式，體現的是國家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上的主動變革。

再次，服務下沉、民生優先，是雄安社區治理最具溫度的一面。在回遷安置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內，社區食堂、四點半課堂、便民裁縫鋪、共用工具間等設施一應俱全，不同年齡、不同需求的居民，都能在“家門口”找到對應服務。通過民情懇談會、民情檔案和“一對一”結對幫扶機制，獨居長者、困難家庭等群體被持續納入重點關懷視野。與醫療機構合作開展上門體檢，看似“小動作”，卻精準回應了老齡化背景下的現實需要。這種從“有沒有服務”走向“服不服用”“服不服氣”的精細化理念，實質上是把民生工作做到了情感深處與生活細處。

與此同時，雄安在產城融合、創新驅動上同樣展現出鮮明特色。中關村科技園一批空天資訊、人工智慧等新質生產力企業相繼落地，園區提供從註冊審批到融資對接、人才公寓的全流程配套，努力實現“上下樓就是上下游”的產業生態。職住平衡、產城一體，不但增強了城市的經濟“硬實力”，也通過縮短通勤距離、優化生活半徑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質與城市黏性。城市不再只是“工作的地方”或“睡覺的地方”，而是生產、生活、生態功能協調統一的綜合載體。

對香港而言，雄安經驗的價值，不在於簡單模仿，而在於在“一國兩制”框架下尋找制度對接、路徑創新的契合點。當前，特區正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，優化十八區地區治理架構，完善區議會功能，組建關愛隊，加強民政事務處及地區辦事處的統籌能力。若要真正提升地區治理效能，關鍵在於把“規劃思維”“數位底座”“服務下沉”“產城融合”這些現代治理要素，有機嵌入到香港的社區改革與基層治理實踐之中。

在智慧社區建設方面，香港完全有條件借鑒“數字孿生”與統一民生平台的做法，以現有電子政務為基礎，整合跨部門資料和地區資訊，構建一站式民生服務與投訴處理系統。關愛隊、區議會、政府部門可通過同一平台接收與跟進居民訴求，實現案件流轉的視覺化與時限管理，將原本分散、重複、斷裂的流程，打造成責任清晰、過程透明的閉環。

在治理架構與機制方面，亟須進一步理順地區各類主體的權責邊界，強化跨部門協同。可在保持現行制度框架穩定前提下，引入更嚴格的“首問負責制”“限時辦結制”，配合民政及青年事務相關部門的統籌角色，使“誰來管、管到哪、管到什麼標準”為公眾所明晰。通過常態化的地區聯席會議、專項工作小組，形成“有人拍板、有人協調、有人督辦”的運行格局。

在社區服務精準化方面，應充分發揮關愛隊和社福機構的網路優勢，把“入戶走訪”真正做成常態制度，建立動態民情台賬，對長者、低收入家庭、殘疾人士、單親家庭等群體實施分層分類服務。通過在屋邨與街坊層面佈局便民服務點，提供家電維修、衣物縫補、健康檢測等“微服務”，用小成本撬動大民心，讓居民切實感到社區不是“管理物件”，而是“共同家園”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要在績效評估與公眾參與上同步發力。建立面向地區服務的滿意度調查和公開評估制度，把居民評價納入關愛隊、區議會及相關部門的工作考核之中，透過適當管道向社會公佈結果，讓公眾感到意見“有人聽、有人理、有人改”。在這方面，雄安“居民評價—部門整改—回訪核實”的機制，為香港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操作範式。

雄安新區的實踐表明，現代城市治理的核心，不只是“建多少”“管多少”，而是能否以系統思維統籌空間、產業、民生與技術，能否把國家戰略與百姓期待結合起來。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愈加清晰，只要堅持“一國兩制”方針，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，在制度框架內積極吸收、轉化內地在城市治理上的成功經驗，完全有條件在社區改革與地區治理現代化上邁出更堅實步伐，為“愛國者治港”夯實最廣泛、最穩固的基層基礎。